在五十年代前后,由于国内战争的关系,好些各式各样的专家学者、艺术家们从全国各地到香港来。他们大部份都是因为逃避战火,或者对中国所出现的新的历史条件不相适应而来的。李研山虽然也是从国内而来的画家,但是他并不属于这一类型的人,他之所以重来香港,乃事出偶然。
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国内战争对于华南来说,还未对人们产生直接的影响,省港之间人们来来往往,十分寻常。其时,李研山偶然想起,抗战胜利后还没有去过香港,抽个时间去玩玩、看看旧朋友也很有意思,一时兴到便收拾了几件衣物,到香港去也。临行时还对人说,此行最多两个星期便回来,有什么大小事情回来再说。岂料他此去,便再没有回来了。
他来到香港之后,见到了好些多年不见的朋友,劫后重逢自然倍加亲切,亲朋故旧对他大表欢迎。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一个名画家的到来,自然引起文人雅士圈子里的一些波动。此间那么多的人如此尊敬他,实在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书画界和爱好书画的朋友们力主他在香港开一个画展,香港是会欢迎他这样的一位国画家的。开始的时候,他毫无信心,因为他对这个文化沙漠早已有所领教。
中医师陈炳森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个画室,叫他坐下来安心作画,有了作品后开过画展才回去广州也不迟。其时他的助手和学生陈汀兰也到了香港,自然有事「弟子服其劳」,不必令他老人家费心。于是,他就在有意无意中安心地动起笔墨来了。他只要一动笔,便专心地将思想集中于绘画上去,其他大小事情就一概都不放在心上。
这个画室名叫「六安室」,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得可怜的房间,大概不满一百平方呎,放了一张绘画的大桌子后,空间便所馀无几了。其实,「六安室」绝对不是一个作画的好环境,不过他早就经过在什么环境下都可以作画的锻炼,所以在此也能安之若素、振笔挥毫。这个小小的斗室,一时宾客盈门,使人有容身不下之感。好些人来请教他书画上的问题,也有一些人来看他绘画。他应该是个极具魅力的画家,因为不论什么环境只要有他在,便必高朋满坐,满室生春起来。画桌边有一个大木箱子,白天是长椅,晚上是睡床,绘好了的画以及纸张杂物就放在箱子里面。这样的一个画家工作室,相信古今中外也难再找出第二个来。但是,说起来也奇怪,这是李研山一生中产生作品最多的一个画室。
到了一九四九年后,吴子复也来到香港,很多其他著名的画家也相继而来。国内时局形势大变,到了夏天的时候,李研山才将暂时留港的原意改为留下来再说,并叫人结束了广州的「双銕笛楼」,把一应的大小物品都运到香港来。他怕的是多年来费尽心血累积起来的书画、文物、资料等会在战火之中毁于一旦。新加坡有一位颇有地位的朋友,其时也来信叫他到那边去,保证南洋也容得下象他这样一位名画家的,于是他也曾有出国之念,但始终没有成行。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他已经累积了足够的作品。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思豪酒店画廊正式举行了一次李研山、吴子复、陈汀兰书画联展。这次画展,是李研山的画在战后第一次和香港人正式见面,筹备这次展出是慎重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否会为人所推重呢?对此并无把握。结果这次画展出乎意料之外地成功,除了得到原来已经熟悉李研山的人仕的好评之外,还得到了当时由全国各地南来的书画艺术爱好者的热烈称赞,这真是始料不及的。
在其时的书画市场条件下,竟然售出了一大批画,使李研山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凤研楼」时期的惨澹局面大概不会再重演了,于是他放下心来,有了在香港创设一个基业之想。可是,他却仍然安于在「六安室」生活和作画,并没有花心思去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他只是对此斗室生活自嘲地刻了两个印章,文曰:「居天下之广居」。
不久之后,张大千带了他的「大风堂」藏品来到香港,这南北两大画人曾一起交往了一段日子。其时天津的名书画金石藏家陈仁涛也带了一大批珍藏的文物到香港来,请李研山到他的「金匮室」一起研究品评。他趁这个机会一边研究,一边创作了好些仿古的作品。在他的艺术生活中,这是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
在此期间,他有计划有步骤地作了一批有系统的仿古作品,从董、巨开始以至八大、清湘,为中国传统绘画从宋元以来的山水画整理出一个体系,道出其中的发展线索,用画本身形象化地去表达中国绘画史的一个主要部份。他的绘画开始和学术性的工作结合起来了,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仅仅是「只是绘得一手好画的画家」那么简单了,他觉得他要对学术、对文化、对历史负起一定的责任。
一九五〇年,李研山的作品参加了「庚寅书画社联展」。一九五一年,他在思豪酒店画廊举行个人的「李研山辛卯画展」。经过了连续几年将个人所作公开展出,在香港的中国画画坛上,他已重新建立起他的名声和地位。通过画展售出了一批作品,今后的生活也有了着落。按照一般人的想法,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在本地以至海外,进一步参与各种推广自己艺术的活动。可是,李研山却反而萌生了「退隐山林」之意。他认为要进一步提高画艺,实非再行关起门来苦心修练不可,决不能以虚声盗世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