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李研山任职市美校长时,在他的思想中已蕴藏着决心将此生贡献给书画艺术之意了。在他一部份的诗、书、画创作中早已流露出这种心情。他不喜交际应酬,也不屑到处钻营;他不善理财投资,也不贪金钱财物。他有意模仿古代的文学家和画家们,不为「五斗米折腰」后能专心一意地致力于诗画,以期认真地有所成就。虽然他没有明确地表示过,实际上他早有以总结历代的画风、发展和发扬传统的国画艺术为己任之想。在他的眼中,不少搞书画的人,一是以之作为游戏消遣,一是借此走江湖图名利;真正肯埋头苦干、认真研究、为文化艺术而尽责的人实在太少了。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志,「无官一身轻」后,带着「两袖清风」踏上了专业画家之路。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以元初画家避世的心理和陶渊明归隐田园的情意来到了香港。可是香港既非山林亦非田园,找个安身立命之处就不如古人容易了。最初,他和画家李凤公一起设立了一个画室,称之谓「凤研楼」,位于庄士顿道的一层楼房里。当时,从国内避难到香港来的人仕着实不少,一时都毫无生计。这个「凤研楼」的招牌使李研山初尝「专心绘画」实不易为之苦,不到半年,就面临断炊之境了!在此之前,他从不用为衣食伤脑筋。在这样的环境中,过去可以凭借的条件几乎都没有了,今后何以为生呢?
不久他离开了「凤研楼」,到「协兴俱乐部」中去做「挂单和尚」。这个俱乐部是爱好书画的富人聚会的地方,在很长的日子里,他只能依靠这些以「书画消闲」的富人的资助而生活。他以「清客」的形式保持着画家的身份和地位,忍受着寄人篱下的滋味,以尽量争取时间和空间去作画。在他的思想中,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只要有机会发舒胸中的「丘壑」,在精神生活上有了着落,为了远大的目的,途中的艰苦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一两年的日子里,他曾经先后到过澳门名人卢煊仲的「隐秀园」、雅士雷君轼的「深杏楼」、藏家黄子静的公馆以及香港粉岭的一间山中别墅去读书和作画。总之,在香港当时那样拥挤的居住环境下,找一处足以舒展纸笔绘画的地方也是颇为困难之事。其次,到处都是一个个嘈杂纷乱的场所,与他思想中向往的山林景色实在大相迳庭。
清客的日子到底不是办法,一个人具体的生活问题总是很多的。结果他还是挤回家里去,他病倒了,也需要家人照顾。由于经济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一家五口挤在一百平方呎多一点的房子里,既是书房又是画室又是卧室也是客厅。他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环境中,假如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画家,在深入体验生活中倒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品来。适逢乱世,民生困苦,用书画本已换不来多少钱,再加上治病的医药费负担,逼得全家要东挪西借,甚至靠典当度日。
生活到了一个这样穷困的情境,却仍然没有引起他情感上的不安,他认为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他泰然自若地去读汉魏六朝文,去研究竹林七贤、建安七子的生活态度。所谓「诗穷而后工」,可惜已找不到他当时的诗稿了(惟可参见《重九诗意图》中的一首诗)。其时在斗室中所作的画也不少(例如《烟雨云山》和《遥山寄意》)。总之,任何困难情况都打消不了李研山专注于诗画的诚意。
在当时的环境下以他的学识、资历和社会关系,应该可以找到一些足以生活的工作。为什么他不这样做呢?甚至,他可以到好些地方去,可以求助于好些真正尊重他的艺术成就的有钱朋友,总之,可行的办法应该还有不少。为什么他仍然在「自甘穷困」当中继续去读书作画呢?
一九四一年,他有过去越南西贡及星马的打算。陈协之当时在西贡,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觉得叫他到那里去应该会好一点。他办好了手续后不久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所以无法成行。在十八天的香港攻防战中,他饱受虚惊,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炮声隆隆当中他还拿起笔来写点画,以舒缓精神上的紧张。
他走上专业画家之路的头四年主要是在香港度过的,却竟然是如此不安定和艰苦。当然,在客观环境上这是战时,是避难,落难者比比皆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在主观上却开始出现这样一种倾向:由于思想主要集中于书画之中,对个人现实生活中要处理的事逐渐变得不太在乎,似乎和世俗逐步地脱开了。从另一方面看,他从艺之志是如此之坚贞不渝,就是为了清楚地向世人表明,他只想当一个真正的画家,除此之外别无他求。